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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啊，我不是！”赵天民的声音陡然拔高，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尖锐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慌，在空旷的会议室里撞出回音。

    这否认来得太快、太急，反而透着一股心虚。

    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腰背，试图用姿态的强硬掩盖内心的虚弱，但额角渗出的细密汗珠，在顶灯冷白的光线下无所遁形。

    “我也是表达过不同意见的，”他的声音随即又低了下去，仿佛被抽走了脊梁，带着浓得化不开的委屈和无奈，“在内部会议上，我至少三次提出过……”

    他伸出三根手指，在空中虚点了几下，仿佛要抓住那三次被忽略的、徒劳的挣扎作为证据。

    他每说一次，声音就弱一分，最后几乎成了喃喃自语。

    “那你为什么被他牵着走？”一直沉默的宁蔓芹突然开口，声音不高，却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瞬间划破了会议室里凝滞的、由赵天民的辩解和回忆所构成的粘稠空气。

    她坐在江昭宁侧后方约一步半的距离。

    她身形笔直，仿佛脊柱里嵌着一根无形的钢条，双手自然地交叠放在深色西裤的膝上，纹丝不动。

    整个人透出一种经过严格训练、精准调试过的仪器般的稳定感。

    她的目光，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赵天民的脸，那是一种穿透性的、不带任何情绪偏见的审视，像X光一样，试图扫描出他言语和表情之下隐藏的真实。

    这种专注，这种毫不掩饰的探究，让习惯了官场模糊地带和心照不宣的赵天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所适从，仿佛赤身裸体站在聚光灯下，每一寸皮肤都在灼烧。

    “我没有办法啊，”赵天民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猛地转向宁蔓芹，眼神里充满了恳求，甚至带上了一丝卑微，“他是一把手，是上级，是班长！”

    “我能不听他的吗？”

    “组织原则是什么？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个规矩，我能破吗？”

    他几乎是喊了出来，仿佛这个理由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铁律。

    这个理由，在官场中太过常见，常见到几乎成了某种深入骨髓的默认规则，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生存哲学。

    服从上级，维护班子团结，维护“一把手”的权威——这些原则在平日里是金光闪闪的护身符，是仕途顺遂的通行证。

    然而，一旦出事，一旦东窗事发，它们瞬间就会变成最沉重的枷锁，最致命的催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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